“范仲淹流寓安乡说”之辨析

黄阳辉

引子

我既不是研究历史的行家里手，也不是研究文学史的学者高人。之所以对“范仲淹流寓安乡说”产生浓厚的兴趣，是因为近几年来有研究者认为：在安乡学习生活的体验是他(范仲淹)写就《岳阳楼记》的基础，深柳文化是安乡的传统文化，是安乡人在千百年历史发展进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岳阳楼记》则是深柳文化凝炼升华的杰作。此论把“范仲淹流寓安乡说”发展到了极致。

范仲淹继父之谜

一篇《岳阳楼记》使得区区岳阳楼甫一落成就为天下名楼，一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引得天下人传吟至今，范仲淹由此挤进华夏明贤之列。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好人坏人，概莫例外。范仲淹出名了，他的家人想不出名也难。这不，千百年来，范仲淹的继父到底是谁便成了历朝历代争论不休的热门话题。

首先是朱氏说。此说实际上是有姓无名之说，最早源于《宋史》卷三一四列传·范仲淹本传：“仲淹二岁而孤，母更适长山朱氏从其姓，名说，少有志操。既长知其世家，乃感泣，辞母去之应天府，依戚同文学，昼夜不息。冬月惫以水沃面，食不给至以糜粥继之，人不能堪。仲淹不苦也。举进士第为广德军司理参军。迎其母养。改集庆军节度推官，始还姓更其名”。此外还有南宋楼钥《文正公年谱》文：“仲淹二岁而孤，母夫人谢氏贫无依，再适淄州长山(今山东邹平县)朱氏，亦以为姓，名说”；《范文正公集》附《褒贤祠记》卷二任友龙《文正公读书堂记》文：文正公少孤且贫，从其母归朱氏。朱宰澧州之安乡，公侍母偕来，尝读书于老氏之室曰兴国观者，寒暑不倦，学成而仕，为时名卿。

其次是朱軏说。明《隆庆岳州府志·侨寓传》载：宋范仲淹，苏州人，幼孤，从其母归朱軏，稍长，筑室鹳江读书焉，今曰书台；大众文艺出版社2008年1月第1版梁颂成、何志东校注《清康熙安乡县志校注》卷八·人物志·侨寓(P224)载：范仲淹，苏州人。幼孤，从其母归朱軏，令安乡，仲淹随之，稍长，特筑一室于鹳港之北为读书地，至今名曰书台；国际炎黄文化出版社2005年10月第1版应国斌、刘静校注《清乾隆安乡县志校注》卷之六·人物·侨寓(P237)载：范仲淹，苏州人，幼孤，从其母归朱軏，令安乡，仲淹随之。稍长，特筑室于鹳港之北，为读书地，至今名曰书台；湖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4月第1版应国斌、刘静辑校，清王基巩、张绰主修《清安乡县志》卷之六·人物·侨寓(P285)载：范仲淹，苏州人，幼孤，从其母归朱軏，令安乡，仲淹随之，少长，特筑室于鹳港之北，为读书地，至今名曰书台；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11月第1版陈国华、应国斌主编《清同治直隶澧州志校注》卷十六·人物志·侨寓(P1220)载：宋范仲淹，字希文，吴人，二岁而孤，随母改适长山朱軏。軏官安乡，偕之任，读书鹳巷，今有文正书台；又尝游澧。祥符八年(1015)，以朱说名登上第。旋复范姓，迎母归养，官参知政事，谥文正。

但是，清安乡学者潘相《澧志举要》在庆元二年(1196)安乡县令《刘愚新建先儒范仲淹祠置祭田》明确记载：“明嘉靖年肇修县志，传闻异词，不知公(范仲淹)举进士之为朱说，学究妄谓朱说为公继父名。又讹说为軏，妄载朱軏于端拱莅任，公随其母来安。以讹传讹，益多附会”。言下之意世上并无朱軏其人。同时，前引各相关志书校注也均以潘相之说否定朱軏。

最后是朱文瀚说。南宋丁黼《池州范文正公祠堂记》载：谨稽诸记录，公之父墉从吴越钱氏入朝，历成德、武信、武宁军掌书记以卒。元妃陈氏，继室谢氏。其卒于徐也，归葬于吴中之天平山，陈氏附焉，谢氏无以为生，改适朱君文瀚；《宋会要辑稿·仪制》十之十六载：庆历五年(1045)四月四日，资政殿学士右谏议大夫、新知 分阝州范仲淹上言，念臣遭家不造，有生而孤，惟母之从，依之以立，继父故淄州长山县令朱文瀚，既加养育，复勤育导，此而或忘，亡将安处。伏遇礼成郊庙，泽被虫鱼，伏望以臣所授功臣所勋恩命，且赠继父一官。诏文瀚特赠太常博士；《范学研究》2006年2-3期载1936年铅印本朱普莹主修《长山朱氏家谱》(P39)载：始祖文瀚，字苑文，宋范文正公之继父也。

目前史料中，已知最早明确提出范仲淹继父是朱文瀚的乃前引南宋丁黼《池州范文正公祠堂记》，且有前引《宋会要辑稿·仪制》和《长山朱氏家谱》对证。当代则以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与古籍研究所的创立者、著名历史学家程应镠先生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1版出版的专著《范仲淹新传》中以丁黼《池州范文正公祠堂记》和任友龙《文正公读书堂记》为据，确认范仲淹的继父是朱文瀚。                                     

朱文瀚做过安乡县令吗

“范仲淹流寓安乡说”是以范仲淹继父任过安乡县令为前提的，如果范仲淹确曾流寓安乡，那么朱文瀚必然做过安乡县令。也就是说，朱氏也好，朱軏也好，朱文瀚也好，必须在安乡做过县令才有贵为范仲淹继父的资格。那么，朱文瀚到底做过安乡县令没有呢？非常之遗憾，我迄今没有找到朱文瀚任职安乡的任何蛛丝马迹。

遍查前引安乡及澧州各志关于宋朝时任安乡县令的记载依次共18人，他们是：朱軏、张若愚、郦因、胡衿、毛晃、刘愚、胡仁荣、吕公、李元举、赵弦、丁和卿、王璞、方安雅、曹昆、梁铨、王适、刘让、赵纶。并无朱文瀚。

据前引《长山朱氏家谱》记载：“始祖文瀚，字苑文，宋范文正公之继父也。太宗端拱二年(989)进士。江南平江府(今苏州吴县)推官。召试馆职，授秘阁校理。真宗即位，拜户部郎中。景德初，出为淄州长史。历盐铁度支判官，知宿州，摄河中府事。迁平江刺史，解组归。仲淹以继父长育有恩，乞赠太常博士，岁别为享祭。配初氏，赠恭人。葬县城北杏村庄东南。继配谢氏，即仲淹之母。仲淹平江人，生于端拱二年，二岁而孤。夫人贫无依，值公为平江推官，遂改适焉。夫仲淹随夫人来长山，从朱氏姓，名说”。上述记载中，包括范仲淹替继父乞讨来的那个“太常博士”，朱文瀚共担任过9个职务，且言明朱文瀚任平江推官时仲淹母改适之，亦并无朱文瀚任安乡知县记载。

又据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8月第1版《辞海》(缩印本P2118)中国历史纪年表(十一)宋、辽、金纪年表所示：宋端拱有2年(988-989)、宋淳化有5年(990-994)、宋至道有3年(995-997)、宋咸平有6年(998-1003)、宋景德有4年(1004-1007)、宋大中祥符有9年(1008-1016)、宋天禧有5年(1017-1021)、宋乾兴有1年(1022)、宋天圣有9年(1023-1031)、宋明道有2年(1032-1033)、宋景祐有4年(1034-1037)、宋宝元有2年(1038-1039)、宋康定有1年(1040)、宋庆历有8年(1041-1048)、宋皇祐有5年(1049-1053)、宋至和有2年(1054-1055)、宋嘉祐有8年(1056-1063)、宋治平有4年(1064-1067)，从端拱起到治平止刚好80年。前引安乡及澧州各志记载北宋朱軏于端拱二年(989)任安乡知县，而后便是张若愚于治平二年(1065)任安乡知县，其间长达77年空白无记载。目前更尚未发现有任何史料记载一个叫朱文瀚的人任安乡知县。

前引《文正公读书堂记》系南宋澧州军事推官任龙友撰写，常被研究者作为“范仲淹流寓安乡说”的有力证据之一。尤以“文正公少孤且贫，从其母归朱氏。朱宰澧州之安乡，公侍母偕来，尝读书于老氏之室曰兴国观者，寒暑不倦。学而成仕，为时名卿”一段引用甚多。程应镠先生甚至在前引《范仲淹新传》（P5）注（12）中以此为据直接用括号注释成“朱（文瀚）宰澧之安乡”。实际上任友龙所说“朱宰澧之安乡”中的“朱”到底指谁是不确定的，若依当时安乡及澧州各志记载当指朱軏。《范仲淹新传》还附有一份《范仲淹事迹著作编年简录》，该简录“淳化元年（九九0年）条目下”记载：“文瀚景德初曾任淄州长史，亦曾官池州及澧州安乡县。改姓朱，名说。随后父游宦，曾读书于池州及安乡”。这个条目的内容也是以《文正公读书堂记》为依据撰写的，朱文瀚曾官澧州安乡之说亦不足为凭。因而，程应镠先生的注释与条目内容均有依据不足凭空判定之嫌。

当今常德研究范仲淹的权威是应国斌先生，他在其代表作《芷兰春秋》（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8月第1版）《范仲淹就读安乡县考》一文中如是认为：“朱文瀚是朝廷的一位小吏，在宋至德（应为至道）至咸平年间到安乡任过县令，仲淹侍母偕来，在安乡书院洲的兴国观读书，寒暑不倦（《芷兰春秋》P280）”。不知应国斌先生作出朱文瀚在宋至德（应为至道）至咸平年间到安乡任过县令判断的依据何在？程应镠先生的考证还只是范仲淹随后父游宦曾读书安乡，应国斌先生比程应镠先生的考证更“详实”了一步。我想这可能是为了与范仲淹少年时在安乡生活的传说相吻合，从而把朱文瀚任职安乡界定在此期间吧！因为从端拱二年到咸平年间的最后一年咸平六年刚好15年，恰是一个人的儿童和少年时代。如此精确的测算令人拍案惊奇。

大师也有疏漏的时候

真相永远都是真相，需要的只是时间来验证。我在探究“范仲淹流寓安乡说”的过程中，发现前引《清同治直隶澧州志校注》(P1532-1534)中有一篇也是署名任友龙的《补范文正溪东书院记》。该补记正文中的部分文字与引用甚多的《文正公读书堂记》“文正公少孤且贫，从其母归朱氏。朱宰澧州之安乡，公侍母偕来，尝读书于老氏之室曰兴国观者，寒暑不倦，学成而仕，为时名卿”一段文字完全相同,但该补记最后有一段楷体字表述：观此记,文正未尝读书于澧,墨池绣水，不必果其遗踪；即安乡读书台,亦后人建祠之处,非当年植蕉伏案地也。

都是署名任友龙，《文正公读书堂记》被研究者倚为“范仲淹流寓安乡说”的硬证，《补范文正溪东书院记》的最后却否认“范仲淹流寓安乡说”，这是怎么回事呢？严格说来，有两种可能：第一，两个任友龙为同一人，他用为《文正公读书堂记》作补记的方式说明该文无非就是一篇遵命文章而已，无需追根究源，他并不认同“范仲淹流寓安乡说”。所谓“补范文正溪东书院记”仅指其末尾楷体字部分，即任友龙在《文正公读书堂记》文后补记了一段文字，再冠以《补范文正溪东书院记》之名。费了些周折，我在国家图书馆复印到了《文正公读书堂记》，其标题下清楚标明“今名溪东书院”，其正文文字与《补范文正溪东书院记》正文文字绝对一致，两个任友龙或许确为同一人；第二，《补范文正溪东书院记》标题及末尾楷体字均系《清同治直隶澧州志》编撰者在《文正公读书堂记》一文前后所加，说明该志编撰者对“范仲淹流寓安乡说”是否定的。无论是哪一种情形，都佐证了“范仲淹流寓安乡说”颇难成立。遗憾的是程应镠先生1994年7月就已过世,而《清同治直隶澧州志校注》2003年11月才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第1版。程先生应当没有看过《清同治直隶澧州志》和前引《长山朱氏家谱》，这可以在其专著《范仲淹新传》所附参考书目表中得到印证，参考书目表开列了67本参考书，其中既没有《清同治直隶澧州志》，也没有《长山朱氏家谱》。所以，程应镠先生不知道还有《补范文正溪东书院记》这么一篇史籍，仅凭《文正公读书堂记》就轻率地得出了范仲淹继父做过安乡县令的结论。刘备大意失荆州，关羽英雄走麦城。纵然是大师，也有疏漏的时候。

在此，不妨将《补范文正溪东书院记》照录如下：

    范文正公读书堂乃湖右常平使者兼澧守料院董侯所建也。初，文正公少孤且贫，从其母归朱氏。朱宰澧之安乡，公侍母偕来，尝读书于老氏之室曰“兴国观”者，寒暑不倦，学成而仕，为时名卿。邑之士咸知敬慕，筑堂祠之，既毁于兵。

    庆元年(1195～1200)初，宪使范公处，义复创于观侧，因陋就简，将颓圮矣。侯谓问学精勤，立大志于穷约者，莫如范公；名节不屈，成大勋于显用者，亦莫如范公，学者所宜宗师。将徙书堂于近城，庶使四邑之士，仰其高风而景其遗行。乃卜澧之阳，惟东彭山突兀，其前诸峰环列左右，旁挟两水，东西来朝，气象轩豁，胜景毕露，岂地灵显晦自有时耶?于是度材鸠工，分画经始，中建一堂，旁列两庑；设四斋以育士，植五间以为门；后创一楼，匾曰“通经”，盖取文正公读书十年，大通六经之旨之意；立文正公祠于堂之东偏。外又辟一门，缭以周垣，克壮形势，栋宇华丽，轮奂鼎新，实一郡之伟观也。斯堂之役，郡博士郑自得、掌籍吴杰、直学张辙实董之，以底成绩。堂成，士未有养，乃括没官之田，得数百亩，拘而籍之。贰车马公壬仲又助金千缗，增鬻田。

    为不朽计，侯命友龙记之。友龙尝读国史，见文正之勋名事业铿鍧宇宙，盖不特著见于参预大政之时，而实根本于穷居江湖之日。其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此志已定于素，故能入赞万机，出破西戎；而致我仁祖四十二年之盛治，公之力也。噫!以文正公之立身行己，视先圣为无歉，而建功立业，又书之青史而不愧。盖其穷之养即达之施，幼之学即壮之行，犹火然泉达。有不容御澧之士，其可不知取则哉!虽然，“鸢飞于天，鱼跃于渊”，气使然也。士气消长，亦在居民上者有以感发之耳。今文正公之遗躅懿行，既为澧人所敬慕，然非侯振扬而尊显之，其何以耸人心而激士气，俾强于为善，以振文正公之绝响乎哉?侯之心亦勤矣。士登斯堂，苟笃志好学，切磋讲贯，绍文正之事业，以副侯之所期，则可以无负。不然，安坐而食，既饱而嬉，不能刻志厉行，追踪前哲，得无愧乎?

堂建于宝庆丙戌(1226)之秋，成于是岁之冬。费于公帑撙节之余，而无毫发科敛之扰，是皆可书，故并记之，以谂来者。候名与几，字叔存，番阳人。明年丁亥(1227)上元日，承直郎澧州军事推官任友龙记。朝奉郎通判澧州军事赐绯鱼袋罗源书。朝请郎大宗正丞兼金部郎官聂洙隶额。观此记，文正未尝读书于澧，墨池绣水，不必果其遗踪；即安乡读书台，亦后人建祠之处，非当年植蕉伏案地也。

只取所需是史学研究之大忌

其实，关于“范仲淹流寓安乡说”，先人的研究比我要详实得多。前引《清同治直隶澧州志校注》卷二十六·杂类志·丛谈之《范文正公读书安乡考》(P2020-2022)早已把问题论述得很清楚了，只是我非常奇怪这篇史料为何鲜为当代研究者提及，特别是校注该志之人。

这篇史料的原文是：

宋刘愚以安乡人俗传范文正公随母适安乡令朱軏，其地有公读书台，遂立公祠，绘像祀之，置祭田四十余亩。自是士大夫登览者，以为胜迹。澧洲又移建近城为溪东书院。《广舆记》亦称澧为公游历之所。考公文集及年谱、传、史传欧阳公之神道碑，及郑公之墓志铭，皆言公母改适池州长山朱氏，不言适安乡，亦无朱氏之名。公集有与朱氏手帖二十，无一字及安乡。

公举进士，名朱说，父名朱軏，公宁不讳嫌名邪？《澧州志林》载，朱軏为淄州长山人。而绍定二年(1229)，丁黼为《池州范公祠堂记》，乃言长山在池州青阳县十五里，于朱氏得公续谱、遗墨及公与母谢夫人画像。云公父元配陈氏，继室谢氏，谢改适朱文翰。亦不言朱軏。文翰以景德(1004—1007)初任淄州长史，后以公赠得太常博士。《公集》、《家传》亦称公改适池州长山朱氏。軏耶?文翰耶?淄州人与淄州官，其孰信邪?

    年谱载，公生端拱二年己丑(989)，其明年庚寅，为淳化元年(990)，丁父忧，即各文所谓“二岁而孤”也。《志林》称朱軏以端拱中莅任安乡，公随母赴軏署。考端拱止有元年、二年。其二年己丑，公母随父范墉在徐州节度掌书记署中生公。如之，何其随朱軏来安乡邪?虀粥读书，在长山醴泉精舍及南都学舍。宋南都应天府，即今归德府睢州。公师事戚同文，自二十岁至二十七始释褐。今乃移之于安乡，岂朱軏宰安乡几三十年邪?公年二十始知为范姓，感念家世，去之南都，离其亲甚远，穷苦不给，故断虀画粥。若朱軏以端拱中莅安乡，公始襁褓，必不能读书兴国观。且读书去县署仅一港，其母为令长妻已二十年，必不令其儿虀粥。公性至孝，亦必不以母之食为不义而甘虀粥也。孙继鲁《碑》考南都为南郡，误益甚矣。王士祯作《长白山录》，力辨丁黼之非，今固不能决。而安乡欲藉公读书为荣，并荣及于澧州，遂诬公母以随夫范墉生公之日，即为改适朱軏随任安乡之日。恐立祠置田，五百年之歌颂，皆得罪于公者也!

    而要始于刘愚，愚亦贤者，多著述，何谬误至是?窃意朱姓之宰安乡，虽年分不可知，要非凿空，岂本为青阳长山之朱文翰，先宰安乡，其后迁淄州长史，始娶公母邪?公随之读书醴泉精舍，又读书南都，为宋代第一人物。安乡人以公继父实先宰是邑，遂附会其悦，艳传百有余年。刘愚宰安乡时，不详考其端末，为之建祠置田。《宋史》据愚《家传》以建祠置田，为愚美政。

明嘉靖(1522—1566)修县志，传文异词，不知公举进士之为朱说，妄谓朱軏为继父名，又以说为軏，妄载朱軏于端拱中莅任，公随其母来安乡，讹以传讹，益多附会。至国初范氏刻公文集，无所裁别，竟以淄州长山、池州长山、安乡书台、澧州东溪，皆为公随母读书之地，亦敢于诬其祖矣!(事友录)

这篇史料提出了这么几个问题：

第一，考证范仲淹文集、年谱、传等史料及碑和墓志铭，都清楚地说明范仲淹的母亲改嫁给池州长山一朱姓男子，没有说改嫁到安乡。同时，范仲淹文集中有写给长山朱姓人家的书信二十余篇，没有一个字提到安乡。

第二，范仲淹中进士时的名字叫朱说，而他的继父名字叫朱軏，“说”与“軏”谐音，难道范仲淹就不怕名字犯讳违背常理之嫌？

第三，有的史料认为范仲淹的母亲改嫁给淄州长山人朱軏，有的史料又认为范仲淹的母亲改嫁给任过淄州长史的朱文瀚，到底改嫁给谁？是淄州人还是淄州官，哪一个可信？

第四，北宋端拱总共只有元年和二年两年，朱軏就在这两年中任职安乡，而端拱二年范仲淹才出生，怎么会随朱軏来安乡呢？莫非朱軏在安乡任职三十几年不成？

因此，这篇史料认为：安乡是想借范仲淹在本地读过书为荣耀，而且这个荣耀惠及整个澧州，于是故意把范仲淹的出生之年曲解为其母改嫁朱軏并随之来到安乡之年。曲解的始作俑者是南宋时安乡县令刘愚。刘愚乃贤达之人，著述颇丰，怎么也会出现这些谬误呢？那是因为朱姓之人出任安乡县令的年份并不是很清楚，如果不这样说的话，岂不会出现青阳长山的朱文瀚先任安乡县令，升任淄州长史后才娶范仲淹的生母的怪事？范仲淹是宋代第一号人物，安乡人编撰了范仲淹因继父任安乡县令而随之幼居安乡读书的传说，并相传数百年。刘愚任安乡县令时，没有仔细认真的推敲研究其来龙去脉，为范仲淹建祠置田。《宋史》又以刘愚《家传》之记载为依据美化宣场刘愚的政绩。

这篇史料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明朝嘉靖年间(1522-1566)，安乡修县志，关于范仲淹的传说五花八门，说辞甚多，但就是不知道范仲淹中进士时的名字叫朱说，凭空想象出朱軏是范仲淹继父的名字，然后又把这个想象中的朱軏说成在端拱年间出任安乡县令，范仲淹随生母改嫁朱軏后来到安乡，就这样以讹传讹。到清初范氏后人刻行范仲淹文集时，没有甑别，居然把淄州长山、池州长山、安乡书台、澧州东溪都确定为范仲淹随母读书的地方。唉，怎么对其祖宗都可以这样随便乱说啊！

应当说这篇史料言之有理，理之有据，早就澄清了许多今人依然在纠缠不清的问题。依据这篇史料，足可以得出“范仲淹流寓安乡说”实乃以讹传讹，益多附会的结论。

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尽管素不相识，但应国斌先生大名如雷贯耳。作为乡党，我是非常崇拜先生的。他是湖南旧志科研的佼佼者，更是常德研究范仲淹的领军人物，著作等身，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8月第1版《芷兰春秋》是沅澧流域古文化研究的代表之作。应国斌先生在该书《范仲淹就读安乡县考》一文中（P274-283）如是认为：范仲淹于北宋端拱二年生于徐州，其时他的父亲范墉在徐州武宁军节度掌书记任上。在他两岁时，父亲病逝。其后母亲迫于家贫改嫁朱家，继父朱文瀚，仲淹随继父姓，取名朱说。朱文瀚是朝廷的一位小吏，在宋至德至咸平年间到安乡任过县令，仲淹“侍母偕来”在安乡书院州的兴国观读书，“寒暑不倦”。景德至大中祥符三年前后，朱文瀚调任淄州长史，仲淹相偕至淄州，读书于长白山醴泉寺。大中祥符四年知道自己的身世后，“径趋南都”，赴应天府书院读书。八年中进士。范仲淹来安乡居住和就读均在少年时代。同时，应国斌先生还认为范仲淹或于23岁后曾来安乡就读直至中进士也不是全无道理。可以肯定的是范仲淹确实来过安乡，也确实在安乡的书院州读过书。

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本着实事求是、严谨治学的态度，结合前文论证，我认为应国斌先生的考证至少存在四个方面的问题，现逐一提出与之商榷。不当之处，请应国斌先生及各位批评指正。

1、谬混。

其一，在前引《芷兰春秋》、《沅澧俊彦》、《常德市志》(上)、《常德历史名人》等著述中，应国斌先生都这样写道：北宋至德至咸平年间继父朱文瀚为安乡县令。但依据前引《中国历史纪年表》，北宋时期只有“至道”年间而元“至德”年间，显然应国斌先生把“至道”误为“至德”。误写一处不足为怪，但本本著述都误写则实属不该。又，应国斌先生在《芷兰春秋》(P280)中写道“其后母亲迫于家贫改嫁朱家，继父是朱文瀚(一说朱軏，因軏，悦谐音。父子名字犯讳，违背常理)，仲淹随继父姓，取名朱悦”。这里，应国斌先生把公认的“朱说”写作“朱悦”，至少不是协调一致的。

其二，前引应国斌先生校注的《清乾隆安乡县校注》和应国斌先生辑校的《清安乡县志》均收录了明朝刘武臣的《范文正公祭田记》一文，该文中有“继父朱朝散鞠之”一句。《清乾隆安乡县志校注》(P338)注②的解释是“朱朝散：朱文瀚。因范仲淹为官而追赠朝散大夫(荣衔)”。而在《清安乡县志》(P413)注⑥的解释为“范仲淹的生父去世后便由继父收养。继父名一说朱軏，一说朱文瀚，朝散即朝散大夫，文官散官官职”。暂且不论史志所载官至朝散大夫的本是朱軏，只是奇怪同一校注者对同一文章中的同一语句居然作出两个不同的解释？而且，“朝散大夫”是官职而非荣衔，朱文翰有荣衔但为“太常博士”。显然，应国斌先生混淆了朱軏和朱文瀚的官职与荣衔，以形成朱文瀚确实为官安乡之印象，实不妥也。

其三，与其二所引相同的两本县志还均收录了孙继鲁的《范文正公读书台记》一文，前引《清同治直隶澧州志校注》也收录了该文。应国斌先生对文中“泣别朱氏之南郡，扫室读书”一句的注释说法各异：《清乾隆安乡县志校注》(P328)注①解释为“此句有隐略，有谬误。考：端拱二年(989)八月二日，范仲淹出生于父之官舍。2岁父死，母谢氏被逐出范家，改嫁在苏州平江府当小官的淄州长山人朱文瀚。仲淹随母从继父宦游，姓朱名说。景德初年(1004)，继父为淄州长吏(又一错，应为‘史’)，将谢氏与朱说安置在博山秋口(今淄州市淄博区)。朱说23岁时，因多次劝戒住在距秋口百里的长山(今山东邹平县长山镇)朱氏兄弟莫挥霍家财，被讥刺，才询知身世，泣别母亲，离开秋口朱家。去南都(今河南商丘)应天书院从戚同文苦学五年。孙继鲁改‘南都’为‘南郡’，是因为安乡在三国时县名作唐，隶吴国南郡，有意将童年的朱说随继父为安乡县令而来在兴国观读书与青年的朱说在应天书院苦学混为一事，贻误后人。因此，清代安乡学者潘相最早在《澧志举要》‘庆元二年’条目下严肃指出：‘孙继鲁《碑》改南都为南郡，误亦甚矣！’”；《清安乡县志》(P413)注①解释为“南郡：安乡在三国时县名作唐，隶吴国南郡，范仲淹曾随继父于此读书。另有一说，认为此处误记，应为‘南都’，即今河南商丘。清代安乡学者潘相持此观点”；《清同治直隶澧州志校注》(P1522)注⑨解释为“南郡：地名，在今河南商丘”。三部校注，三重解释，“南郡”到底是哪里？是商丘？是安乡？是误记？应国斌先生的注释莫衷一是，未有定论，让人不知所云。

其四，应国斌先生在前引《清乾隆安乡县志校注》(P237)注①解释说“南宋庆元二年(1196)澧州教授王仁撰《重修范文正公书台记》(碑记)。见本志《艺文上》记其‘读书堂’原由。其事以‘口碑’传至明清” 。经查对，《清乾隆安乡县志校注》确有《艺文上》，其中也确有王仁撰《重修范文正公书台记》一文。在前引《清安乡县志》(P285)注①，应国斌先生作出了从文字到标点都与前者完全一致的解释。问题是翻遍《清安乡县志》，里面并没有《文艺上》，只是在“卷之七·文征”中收有王仁的《重修范文正公书台记》一文(P400-401)。应国斌先生在《清安乡县志》前言中已说明“原著八卷，其中第七卷分为‘艺文上’、‘艺文下’，现将两者分开单列，全书编为九卷。卷七为‘文征’，卷八为‘诗选’，并将原‘艺文上’中在‘序’和‘记’之间的五篇赋和新增的两篇赋全部编在本卷最后部分(P7)”。显然，应国斌先生是直接将《清乾隆安乡县志校注》中的注释照搬到《清安乡县志》里去了，结果是驴头不对马嘴。

2、臆想。

其一，明孙继鲁在《范文正读书台记》中说：“洞、澧、黄、药之间，有曰‘书台夜雨’，为安乡一胜，乃文正公束发时依亲读书陈迹也”。因为这句描述，应国斌先生便为安乡制造了这么一个传说：“范仲淹幼年与母亲随继父来安乡，在安乡发蒙读书。后随继父迁徙他地，而当年同来安乡的还有其舅，已在安乡安家。仲淹得知自己的身世后，来安乡投舅父读书，并有故地重游之意(《芷兰春秋》P278)”。我也是土生土长安乡人，书院洲还是我儿时的天堂，恕我孤陋寡闻，从未听此传说。我看干脆不如论证戚同文就是范仲淹的舅舅更好。这与其是传说，不如是胡说，想象力之丰富让人咋舌。

其二，应国斌先生认为“范仲淹写的《和僧长吉湖居五题》(见《全唐诗》卷一六四)却寄托了对安乡及武陵的怀念之情，是他曾居住并就读安乡的内证(《芷兰春秋》P279)” 。查该诗全文，其中第五题《渚莲》有“武陵谁家长，波面双双渡”的句子。看来，范仲淹的“武陵”二字引发了应国斌先生的“内证”二字。按此逻辑，倘若某人写部月球生活的科幻作品，那定是因为他寄托对月球的怀念之情，更是此人曾居住并就读月球的内证，此论显然荒谬滑稽。明明白白标题就言明是首“和”诗，僧长的原诗是什么内容我们谁也没有见到，却偏要把“和”诗想象成所谓的“内证”，其用心良苦也。

附：范仲淹《和僧长吉湖居五题》

湖  山

湖山满清气，赏心甲吴越。

晴岚起片云，晚水连初月。

渔父得意归，歌诗等闻发。

水  月

千寻月脚寒，湖影静于天。

忽如嫦娥宫，俯仰见婵娟。

更约中秋夕，长津无寸烟。

筠  亭

为爱碧鲜亭，入夏敏敏至。

台榭竟生烟，独有清凉意。

高岗凤不来，幽人此沉醉。

风  笛

风引湖边笛，焉知非隐沦。

一声裂云去，明月生精神。

无为落梅调，留寄陇头人。

渚  莲

武陵谁家子，波面双双渡。

空积心中丝，未成机上素。

似共织女期，秋宵苦霜露。

3、推定。

其一，应国斌先生认为丁黼《池州范文正公祠堂记》“指出范仲淹的继父不是朱軏而是朱文瀚，‘及长’后到应天府投亲读书。此说虽与《宋史》范仲淹本传相符，但人们据此而否认范曾来安乡就读，这与同为《宋史》的刘愚本传明确记载的安乡为范公读书地又相矛盾(《芷兰春秋》P278)”，但我实在看不出哪里有矛盾，因为《宋史》刘愚本传也只能说明刘愚修建了读书台，根本不能证明范仲淹一定在安乡兴国观读过书。《宋史》范仲淹本传加上《宋史》刘愚本传，再加上任友龙《文正公读书堂记》，就推定出范仲淹一定流寓安乡的结论是不充分的、欠科学的、极勉强的。

其二，应国斌先生又认为“传(《宋史》范仲淹本传)虽未涉及安乡，但已记其继父为朱氏，朱氏曾在安乡任职，这样与范随之而来安乡顺理成章(《芷兰春秋》P275)”。如此推定，简单草率，不是修史治学应持的态度和应有的作风，恕不多谈。

其三，应国斌先生还认为“范于23岁之后曾来安乡就读直至中进士，也不是全无道理(《芷兰春秋》P281)”。这是一种穷尽所有可能的研究，如此，我看不研究也罢。

4、曲取。

前引《清康熙安乡县志校注》、《清乾隆安乡县志校注》、《清安乡县志》和《清同治直隶澧州志校注》四部著作中，后三部均由应国斌先生校注或为主校注，这三部志书也有对“范仲淹流寓安乡说”提出异议的，我相信这些异议应国斌先生是看到过的。但对这些异议应国斌先生或者视而不见不予提及，或者断章取义择其所需。《清同治直隶澧州志校注》中就至少出现了三例：

例一，“卷十六·人物志·流寓(P1216)”开篇：“《广舆记》所列人物，并详侨寓，各省郡邑志仿之。前贤既邈，后人欲亲其徽踪不可得，睹其一树一井，留遗斯土，辄为之感奋唏嘘。况厥姓名，行事奕奕，诵述间，足为此邦生色，而顾缺略弗纪耶！第景行勿斁，虽侨寓名贤，亦必征信，乃克示劝。如文正幼时随朱氏至任，读书澧安间，学行甫殖，未一与民社事，而旧志侈为过化之乡，犹嫌附会耳” 。

例二，前引《补范文正溪东书院记》最末段文字：“观此记，文正未尝读书于澧，不必果其遗踪；即安乡读书台，亦后人建祠之处，非当年植蕉伏案地也(P1535)！”。

例三，“卷二十六·杂类志·丛谈”《范文正公读书安乡考》(P2020-2022)一文，前有专门论述。故不赘述。

尽管应国斌先生在研究中对一些史料的内容熟视无睹，但对同一篇史料中有利于自己的地方又如获至宝。同样是《补范文正溪东书院记》，应国斌先生就采信了其中描述的建书院的经过以佐证自己的观点(《芷兰春秋》P281)。另外，应国斌先生在志书校注中把凡是不利于“范仲淹流寓安乡说”的记载都校注为“讹记”。我以为诸种做法都是不足可取的。

不过，应国斌先生还有如下的表示：考证范仲淹是否在安乡读过书有必要，有利于我们了解他的行踪，研究其生平。但是，意义远不止这些。范仲淹是否就读安乡这个问题长期争议不决，本身就构成了一道人文风景线，人们无非籍此怀念这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先贤。所以清朝初年范氏刻行《范文正公集》将诸说并存的做法是明智的。

结语

终上所述，可见应国斌先生对范仲淹是否确实在安乡读过书实际上也是不确定的，而且把严谨的历史考证和文化研究偷换成了情感的怀念先贤之人文风景线概念。或许，应国斌先生并不是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考证与研究确实存在史料不足、采信失据和功利所趋之弊。窃以为怀念先贤理所当然，人文风景灿烂如花，但关于“范仲淹流寓安乡说”的历史考证和文化研究无论如何再也不能继续以讹传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