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治理视角下， 商事纠纷多元化解的路径创新

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基层商事纠纷化解机制的完善程度直接关系到市场主体活力释放与区域经济健康发展。面对小微企业聚集、纠纷类型碎片化、法律资源有限等现实困境，构建"预防-调解-裁决-修复”全周期治理生态，成为实现”小事不出企、大事不出镇”善治目标的关键路径。 本文基于基层治理实践，探讨商事纠纷多元化解的系统性解决方案。

一、基层商事纠纷的治理图景与现实挑战

在经济发展的广袤版图中，基层商事活动犹如繁茂的根系，为市场的繁荣提供着源源不断的养分。然而，当前基层商事纠纷呈现出显著且独特的结构性特征，给治理工作带来了诸多复杂的现实挑战。

从纠纷主体来看，个体工商户与微型企业在基层商事纠纷中占据压倒性比例，超过80%。这些市场主体如同经济海洋中的小船， 抗风险能力普遍较弱。他们往往缺乏雄厚的资金储备和完善的管理体系，一旦遭遇纠纷，很可能面临经营困境甚至难以为继。

在纠纷类型分布上，货款拖欠、合同违约与劳务纠纷成为主导。其中，货款拖欠纠纷占比高达62%,犹如高悬在众多小微企业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严重影响企业资金周转与正常运营。合同违约纠纷占24%,反映出市场交易中契约精神的部分缺失以及合同条款的不严谨。劳务纠纷占9%,凸显了劳动用工关系中的潜在矛盾。

而在诉求层面，情况更为复杂。基层商事纠纷中的法律问题，常常与政策咨询、融资需求等紧密复合交织。企业不仅希望解决当下的法律纷争，还渴望获得政策支持与融资渠道， 以突破发展瓶颈。

这种特殊性使得传统治理模式在基层商事纠纷面前，暴露出三重困境。

首先，前端预防机制缺失。企业合规意识薄弱，犹如在商业航行中未配备完备的航海图。格式合同作为保障交易规范的重要工具，使用率却不足30%。许多企业在交易时， 仅凭口头约定或简单的协议，为后续纠纷埋下隐患。

其次，中端调解专业性不足。街道调解组织作为基层纠纷调解的重要力量，其商事法律素养与企业的期待存在较大落差。面对复杂的商事纠纷，调解人员可能因缺乏专业知识，难以精准把握争议焦点，提出合理解决方案，导致调解效果不佳。

最后，后端执行效能偏低。小微企业胜诉案件执行到位率仅41%,这意味着即便企业在法律上获得胜利，却难以将胜诉权益转化为实际利益。执行过程中的种种阻碍，如被执行人财产查找困难、执行措施有限等，严重削弱了法律的权威性与公信力。

以浙江义乌小商品市场为例，因口头交易引发的纠纷占比达53%。义乌小商品市场以其繁荣的交易活动闻名遐迩，但大量的口头交易习惯与法治化治理要求产生了激烈冲突。口头交易虽便捷高效，但缺乏明确的书面证据，一旦发生纠纷，事实认定与责任划分困难重重，给纠纷解决带来巨大挑战。这一现象深刻反映出基层商事活动中传统交易习惯与现代法治化治理的磨合难题，亟待探索更为有效的治理路径。

二、分层递进的多元化解体系构建

首先是预防层:织密风险防控网络在基层商事纠纷治理中，预防层的构建犹如为市场主体筑牢第一道防线，通过织密风险防控网络，将潜在纠纷扼杀在萌芽状态。

借助网格化法治指导员制度，对工业社区进行精细的治理单元划分，随后选派专业的法官、律师担任驻点指导员。这些专业人士凭借深厚的法律知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为企业提供贴身的法律指导。在此基础上，建立“风险预警-合规工具-政策适配”三张清单动态更新机制。风险预警清单，及时洞察市场主体在经营过程中可能遭遇的各类风险:合规工具清单，为企业提供诸如规范合同模板等实用工具，助力其依法依规经营；政策适配清单，确保企业能够及时了解并享受到适合自身发展的政策。温州瓯海区的实践成果显著，该模式促使商户合同规范率从较低水平提升至78%,大大降低了因合同不规范引发的前置风险。

与此同时，构建数字化预警系统，深度整合市监、税务等6部门数据。运用大数据分析技术，对“高涉诉频率、高负债率、高用工风险”企业进行精准的信用画像。通过这种方式，能够敏锐捕捉企业经营过程中的风险信号，实现风险早发现、早干预，为企业平稳发展保驾护航。

其二是调解层:打造协同解纷枢纽调解层在基层商事纠纷多元化解体系中， 扮演着承上启下的关键角色，致力于打造协同解纷枢纽，高效化解各类矛盾。

创新“行业自治+司法保障”联动机制， 以江苏昆山为例，在32个行业商会设立调解驿站。行业组织对本行业的交易习惯、业务流程等有着深入了解，借助其专业优势与在社群中的权威地位，能够更精准地把握纠纷关键，提升纠纷化解的公信力。为进一步保障调解成果的有效性和执行力，配套建立司法确认绿色通道，实现调解协议24小时在线确认。这一举措大大缩短了确认时间，使得协议自动履行率从原本的37%大幅跃升至89%,有力维护了调解的权威性。

此外，引入“调解信用积分”制度，将企业的履约情况与融资便利紧密挂钩。对于积极参与调解并严格履行调解协议的企业，给予融资方面的优惠政策，如更便捷的贷款审批流程、更优惠的贷款利率等。这一激励措施有效激发了企业参与调解的积极性，据统计，企业调解意愿提升了2.1倍，形成了良好的调解氛围，促进了纠纷的高效解决。

其三是裁决层:优化司法保障机制

裁决层作为基层商事纠纷多元化解体系最后一道防线，优化司法保障机制至关重要为市场主体提供坚实的司法后盾。

在产业集聚区设立巡回智慧法庭，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实现司法资源的高效配置、推行要素式审判模式，针对诸如货款纠纷等常见安件，提炼关键要素，简化审判流程，将庭审时间从以往较长的周期压缩至40分钟，大大提高了审判效率，节约了当事人的时间和成本。

针对“僵尸企业”处置这一难题，构建“执破直通”甄别机制。通过科学合理的经营价值评估，对企业实施分类处理。对于那些具有挽救可能的企业，及时启动简易重整程序， 帮助企业调整经营策略、优化债务结构，重获生机；对于无存续价值的企业，则快速进行出清处理，避免资源的无效占用。深圳宝安区通过该机制，成功将企业清算周期从原本漫长的2年大幅缩短至5个月，有效释放了市场资源， 优化了市场环境，为其他企业的发展腾出了空间，促进了市场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

三、数字技术赋能的解纷模式革新

在当今数字化浪潮中，长沙县“星商通” 平台的实践，为商事纠纷解决模式带来了创新性变革，充分展现出科技赋能的无限潜力。

“星商通”平台首先凭借智能诊断系统， 开启了为企业定制个性化服务的新篇章。该系统犹如一位敏锐的“法律卫士”，深入剖析企业的经营数据、交易记录以及过往纠纷案例等多维度信息，从而为每一家企业量身生成精准的法律风险报告。这份报告不仅清晰地指出企业当前面临的潜在法律风险点，还提供专业的防范建议，助力企业未雨绸缪，提前规避可能出现的纠纷隐患。

在纠纷解决环节，“星商通”平台构建了“小额-中等-复杂”三级解纷通道，依据纠纷的复杂程度和标的大小，为企业提供差异化、精准化的服务。对于小额纠纷，平台配置了高效便捷的AI调解服务。AI凭借强大的数据处理和算法分析能力，能够快速理解纠纷要点，并依据法律条文和类似案例给出公正合理的调解方案，大大缩短了解纷时间。中等规模的纠纷，则由视频调解介入。当事人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与专业调解人员进行“面对面” 沟通，打破时间和空间限制，让调解过程更加灵活高效。而针对复杂纠纷，平台会及时安排法官介入，凭借法官深厚的法律专业素养和丰富的审判经验，确保纠纷得到妥善解决。

此外，“星商通”平台还创新推出区块链存证与履约保险联动机制。区块链技术以其不可篡改、可追溯的特性，为调解协议提供了坚实的存证保障，确保协议内容真实可靠。同时，与履约保险相结合，当一方不履行调解协议时，保险机构将依据约定自动执行赔付，实现调解协议的自动执行，有力维护了协议的权威性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自“星商通”平台运行一年来，成绩斐然。累计处理纠纷4271件，平均化解周期仅11.3天，相较于传统解纷方式，效率大幅提升。更为重要的是，通过高效的线上解纷模式，为企业节约诉讼成本超千万元，真正实现了“线上智能研判+线下精准处置”的完美闭环，为数字技术赋能商事纠纷解决提供了成功范例。

四、长效机制建设的多维突破

在基层商事纠纷治理领域，构建可持续的治理生态是实现长期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而要达成这一目标，完善三大支撑体系显得尤为重要。

首先，建立“基础补贴+绩效奖励”的激励机制，能够有效调动企业参与纠纷调解的积极性。基础补贴为企业参与调解提供了基本的物质支持，让企业感受到在解决纠纷过程中的投入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回报。同时，绩效奖励则更具激励性，根据企业在调解过程中的表现以及最终调解结果，给予额外的奖励。更为创新的是，允许企业通过积极参与调解来抵扣信用修复分值。这意味着，企业在解决自身纠纷或协助调解其他企业纠纷的同时，还能改善自身信用状况，为未来的经营发展创造更有利的条件。这种激励机制将纠纷调解与企业的长远利益紧密结合，促使企业从被动应对转变为主动参与。

其次，推行“商事调解师”职业认证制度是提升调解队伍专业化水平的重要举措。设立年度200学时的实训基地，为有志于从事商事调解工作的人员提供了系统、专业的培训场所。在实训基地中，学员们不仅能够学习到丰富的商事法律知识，还能通过模拟案例演练、实际案例分析等方式，提升自己的调解技巧和应对复杂纠纷的能力。通过严格的职业认证，确保每一位“商事调解师”都具备扎实的专业素养和实践能力， 从而为纠纷调解提供更专业、更权威的服务，提高调解的成功率和公信力。

最后，设计包含“企业满意度、纠纷复发率、执行到位率、成本节约比”的四维考核体系，能够对整个纠纷治理过程进行全面、精准的评估。通过合理的权重分配(40%、30%、 20%、10%),突出了企业满意度在考核中的重要地位，同时兼顾纠纷解决的质量、执行效果以及成本控制。这一考核体系促使各参与主体在纠纷治理过程中，不仅关注纠纷的解决结果，更注重企业的感受、纠纷的根源解决以及资源的有效利用，从而推动基层商事纠纷治理工作不断优化。

基层商事纠纷治理的现代化转型，从本质上讲，是治理理念与方式的双重革新。它要求突破传统“就案办案”的局限，不仅仅着眼于单个纠纷的解决，而是通过构建预防网络筑牢防线，从源头上减少纠纷的发生:借助调解枢纽疏通堵点，高效化解已出现的矛盾:利用数字技术提升效能，让整个治理过程更加便捷、 高效。最终形成“市场自律-行业自治-行政协治-司法终治”的完整链条，实现基层治理各环节的有机协同。这样一来，基层才能真正成为营商环境的最优生态圈与经济发展的稳定器。这一过程既需要具备制度设计的系统思维，全面考量各方面因素，确保制度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也离不开技术赋能的创新实践，借助现代科技手段提升治理效率和质量:更是对基层治理能力的全方位淬炼，推动基层治理水平不断迈向新高度。

（作者:李昭元 系《农民日报》、《经济日报》原驻湘记者，共青团湖南省委《年轻人》杂志社原编辑，湖南省廉政法制研究会秘书处原主任，中国行为法学会理论研究专委会课题组副组长、湖南省法治反腐研究会基层治理专业委员执行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