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姚炎中 曹静
2016年7月8日，85岁的左昌鲁从北京乘飞机到义乌，准备从义乌中转回老家浙江东阳。
7月8日早上6点20分，左昌鲁在家人的陪同下，登上了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国航”)CA1879航班。然而飞机没有降落到义乌，却备降杭州萧山机场，左昌鲁在萧山机场再也没有回到东阳，这成为他今生最后的旅程。
备降萧山机场
左昌鲁妻子王爱华对《人民法治》记者说，登机之后，丈夫和她一起坐在头等舱，身体状况良好，和家人还有说有笑。
图为左昌鲁当日的登机牌
当时机上一张姓乘客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当时和曾任全国人大代表的浙江新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周晓光同机飞往义乌，周晓光看到老人年纪大，还特意给老人换了座位。让老夫妇坐在第一排，周晓光坐在了第二排。
周晓光表示“老人身体状态也不错，状态很正常”。
王爱华说，登机半小时后飞机才起飞。
然而，CA1879航班并没有在义乌机场顺利落地。
左昌鲁的家人对记者说，等飞机到义乌快下降到地面跑道时，飞机又突然拉高上升，不下降。机上的乘客责问为什么不在义乌停机时，乘务人员答复称由于天气原因。到杭州后则告知乘客义乌机场无法下降的原因是塔台故障，由于乘务人员说法前后不一致，导致部分乘客非常气愤，认为乘务人员明显在欺骗乘客，于是纷纷责问机组人员并要求赔偿。机舱内顿时变得非常混乱，乘客都涌到头等舱与机组人员论理、争吵，把左昌鲁和王爱华的座位都围住了。
据一位乘客回忆，飞机在义乌机场上空已经穿过云层快到地面了，突然又重新拉起。最后，该航班被通知到萧山机场备降。
同机的另一位乘客北京田中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刘翠香在接受《人民法治》记者采访时说，当时义乌天气不错，飞机已经快降到地面，“当时都看到草地了，就离地面楼房那么高。”之后飞机突然拉升，说是天气原因不能在义乌降落，要备降杭州萧山机场。但后来又说不是天气原因，是雷达坏了。
张姓乘客称，飞机在萧山机场降落后，乘客们意见很大，纷纷挤到头等舱投诉，要中止飞行。当时现场秩序混乱，有人要求下飞机，有人要求赔偿，而且当时机舱内非常闷热。
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乘客介绍，因为是早班飞机，很多人4时就起床赶飞机。计划两个小时的航程，实际上花了近10个小时。飞机降落到杭州萧山机场后，还在机舱内等了许久才下飞机，乘客们意见很大。
“机舱内非常闷热，”刘翠香感觉闷得透不过气来，很多乘客挤在头等舱里吵闹，“缺氧，空调似乎也不管用。”
当时机上工作人员都挡在门口进行登记，前面又闷又热，她本来也想登记，但听说找行李得个把小时，刘翠香又回到自己座位上。
受人质疑的抢救
王爱华回忆说，从义乌由于突然快速上升，左昌鲁当时就感到身体很难受。
王爱华表示，当时飞机备降萧山机场，停在远机位，离出口很远，出去还需坐机场摆渡车，当天气温很高，又由于旅客都挤在头等舱，机舱内空调效果很差，空气闷热浑浊，大家都无法透气。
“这时，我发现我丈夫头低了下来，脸色发青，口唇发白，全身大汗淋漓，一摸额头与手脚，发现冰凉，看他想呕吐并全身抽搐，叫唤他也没有反应。我赶紧叫家人找机组人员给予帮助抢救。但机组人员只顾与其他旅客争吵，没有顾及我丈夫的紧急情况，再三催促下，机组人员才去找药品，结果机上没有抢救药品。后来提供氧气，但氧气装备十分简陋，根本无法使用。”王爱华说。
王爱华要求工作人员去托运的行李箱内找药品，结果将近一小时后才找到药品，这时，左昌鲁已经昏迷，药已经无法吞下。
家属向机组人员求助，国航的机组人员才开始广播。
当时已经坐回经济舱的刘翠香，与老人相隔四五排，听到广播“有医生、护士吗，有位病人需要你们”时，她赶紧来到头等舱。
记者了解得知，刘翠香出身医学世家，获得过中西医专业文凭，是一位退休老医生。
机舱内没有血压计，当刘翠香摸老人脉搏时，发现脉搏已经很微弱。
刘翠香赶紧给老人喝糖水，“要先补充点儿能量，”“老人面色苍白，没有一点力气，看起来眼皮都不想睁了，身上都是汗，应该是虚脱了。”
刘翠香说，她到头等舱一段时间后，机组人员才找出氧气袋。第一个拿来的氧气袋是瘪的，只好又拿来一个。“氧气袋和医院的不太一样，他们竟然不会使用，氧气袋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氧气，里面既没有湿化瓶，也没有吸氧装置，拔开氧气袋后还戴不上。”
刘翠香表示，遇到危重病人，飞机上如果有抢救措施，应该先上氧气，再广播寻找医生、护士，“不能在医生到了之后再上氧，这样肯定会延误抢救时间。”她发现飞机上急救措施、设备严重不足，“起码要有血压计、给氧装置和急救药品。”
老人喝完糖水，刘翠香摸到脉搏好多了。回到座位后，刘翠香不放心，返回时发现老人的脉搏再次变得微弱。
“要快点儿，就近就地抢救。”刘翠香提醒机组人员叫救护车，“他们还问可不可以坚持到义乌?”刘翠香说脉搏都快摸不到了，人都快不行了，“让他们上最近的医院去，不然来不及了。”
“开始还挺好的，过一会儿脉搏都摸不到了。等救护车来量血压时已经到40(指低压)了。”老人血压显示：低压40，高压80。
“血压严重偏低。”刘翠香说，低压30以下，人就会休克，从40降到30只需要几分钟。
乘客都登记完了，机组人员才打开舱门。刘翠香说：“我们健康人这么长时间还能熬一熬，他本来就是个病人，年岁又高，这样又吵又闹、又闷又热的环境，肯定对他有致命的影响。当然身体原因是一方面，但年龄大了，你让人家上了飞机，你就要负这个责任的。”
左昌鲁家属表示，他们催促乘务人员叫救护车，等到救护车到时，左昌鲁已经停止了呼吸，连脉搏都摸不到了。“从停机到救护车赶到，我丈夫在机上待了一个多小时。抬到救护车上后，医生给他输液时，已无法输进去，问医生原因，医生说因为心脏已经停止跳动，所以血液停止流动，导致液体无法输进去。虽然送到医院，也已经无法抢救了。”王爱华说。
左昌鲁的“死亡通知单”显示，诊断和死亡原因都是“呼吸心跳骤停”。
王爱华说，杭州武警总医院医生告诉他们，死亡原因有可能是中暑，也可能是窒息。
“抬老人的时候我在场啊，我说你们快点儿，越快越好。”刘翠香说，准备往上抬的时候老爷子还活着，但七手八脚抬起来，刘翠香发现老爷子脑袋猛地一歪，她就意识到老爷子快不行了。
刘翠香后来才得知老人死亡的消息，她对机组人员的不专业表示质疑。她说，乘客扎堆儿到前舱登记信息，舱内会形成一个低氧环境，对身体虚弱且年迈的老人而言，缺氧会导致意外发生。
刘翠香说，如果飞机没有延误，当时在义乌下了飞机，老人是能回家的。
国航婉拒记者采访
2016年7月12日，记者到位于北京的国航总部了解该事件的情况，国航“产品服务部客户关系维护中心”一位工作人员接待记者时称，这件事情他听说过，但采访要主管宣传的部门来接待。
国航宣传部门一位工作人员接待记者后表示，这件事情的采访需要记者拟出采访提纲。之后，给记者留下工作电话和联系邮箱。
记者把需要采访的相关问题发给国航相关部门以后，发稿前国航一位工作人员给记者打来电话，声称乘客家属已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目前国航方面不太适合表达意见，一切还是以法律的公平公正判决为准。并建议记者向乘客家属求证。
乘客家属否认了国航的上述说法。
7月19日，国航宣传部徐姓部长在接受《中国青年报》采访时称，订票时，家属没有提出特殊要求，只申请了轮椅，并未说明身体状况。事发后，国航方面一直在积极组织救治，包括联系医护人员和救护车，并且有专人陪同到医院，在乘客出现身体不适等情况时，机组成员首先广播找专业医生，然后联系救护车。他表示，机组成员提供了应急氧气瓶，机组人员受过专业训练。
“按理说，像他这种情况，是不应该上飞机的。”徐部长说，国航后来了解到，老人在北京做过手术，这一次是做完手术回老家。“老人好像做了支架手术。”
左昌鲁的女儿表示，今年年初时她父亲被诊断为患有食道肿瘤。由于年纪大了，没有手术治疗，“在食道内放了个支架，一直进行身体调养，平时吃营养液和中药。”这次离京准备回东阳老家时，他们为此事专门咨询过3个医生，医生们都表示老人可以乘坐飞机。为此，她专门给父母订了头等舱。
左昌鲁在北京某医院的主治医师也表示，老人食道内安放了支架，只是吃东西比较困难，住院检查显示心脏没有问题，身体也达到坐飞机的条件。
家属告诉记者，买机票前，他们特意和国航联系，并说明老人年迈需要特殊照顾。当时国航工作人员答复，可以提供方便，但对方并未要求登记老人患病信息。
左昌鲁家属称，当时左昌鲁登机时也没有特殊的照顾和安排，是他们搀扶着老人上飞机的。
《民用航空法》规定：“因发生在民用航空器上或者在旅客上、下民用航空器过程中的事件，造成旅客人身伤亡的，承运人应当承担责任;但是，旅客的人身伤亡完全是由于旅客本人的健康状况造成的，承运人不承担责任。”
对于患有哪些疾病的乘客不能乘坐飞机，目前，民航部门还没有统一规定。
张起淮：航空公司应负主要责任
中国政法大学航空与空间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航空法律服务中心首席专家、北京蓝鹏律师事务所主任张起淮在接受《人民法治》记者采访时说，10多年前，各航空公司规定，对于危及生命安全的疾病乘客，需要开具县级以上医院证明。
“实际上，很多乘客都不知道该规定，该规定也没有具体执行标准。”张起淮认为，无论是否需要证明，老人死亡都与乘机中飞机出现的特殊原因有关。“因为家属事先向航空公司说明了情况，如果达不到乘机条件，就不会让登机。如果(乘客)不够登机条件，是航空公司审查不严。”
王爱华说：“因我丈夫突然死亡，我们全家感到非常意外，我和女儿因悲伤都昏迷过去，家人都六神无主。国航杭州办事处金书记等4人和我们讲，此次事故，他们有责任，一定会妥善处理并让我们先处理后事再联系他们处理。我们轻信他们的承诺，就先回东阳处理丈夫的后事。”
左昌鲁家人表示，事后，国航不管不问。为此家属委托律师于7月10日与国航联系，当天下午国航金书记等4人来到东阳。当天晚上，家属委托的律师及家属代表与他们进行商谈，但国航根本没有实事求是处理问题的诚意，不愿承担任何责任。虽然口头上讲一定会妥善处理，但又说还未调查清楚，还需上报北京总公司，等等。
“还把死亡原因推到我丈夫头上，并声称义乌无法下降是塔台原因，机长可以根据气候及地面情况决定下降和转飞其他机场。7月12日国航又与我们委托的律师联系，讲他们没有责任，但会进行经济补偿。”王爱华说。
张起淮认为，85岁老人身体虚弱，自身肯定有原因，但不至于死亡，在这件事情上国航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航空公司的过错原因造成死亡，航空公司承担全部责任。”
张起淮说，飞机本来是从北京飞到义乌，按照飞行时间已经到义乌了，因为机场的原因，飞机备降到杭州萧山机场，这样飞行时间延长，时间就耽误了。如果当时在义乌落地，老人当时肯定不会死，因为老人到杭州之后一段时间才死亡的。当天不能正常落地，是机场塔台方面的原因，这就是非正常情况，这样谁都有可能遇到危险。这是民航方面应该承担直接责任的原因之一。
“落地之后没有及时让乘客下飞机，这是民航大忌，超过20分钟就是事故。在美国更加严格，超过20分钟要被处罚，超过半个小时要被停飞。”张起淮说。
国航官网显示，7月8日执飞该航班的机型为波音737机型。
张起淮介绍说，就像737-800这种飞机，在地面是没有空调的。“不能及时协调地面，或者不管是什么原因，是他们关着门不让出来造成的，因为没有及时打开舱门让下飞机。”
张起淮讲的另一个原因是飞机上施救措施不力，氧气不足。“这是短途旅行，长途怎么办呢?机上必须要备两个氧气袋，即使没有病号，这些设备也是要有的，何况还有特殊旅客。施救的机组人员、机长处理也不及时，飞机一落地，地面的救护车、救护人员等要到位的，机上的相关设备也不到位。”
张起淮分析认为，老人即使有病，不管有多重的病，飞机正常降落，老人也不会死在杭州。如果氧气足，处置到位，老人也可能不会死。“不管是义乌机场还是萧山机场，同属于航空公司负责。”
张起淮表示，从《侵权责任法》《航空法》《合同法》上来讲，举证责任倒置，都是由航空公司来举证，除非航空公司说自己没有过错，才能不承担责任。否则的话要承担全部责任。即使没有责任，按照我国《民法通则》规定，高速运输工具应当承担无过错责任，就是你没有过错，也要承担责任。所以，无论怎么说，航空公司都要负这起事故的主要责任。
(本文刊载于《人民法治》2016年8月号)
